「掌握必要的武力，才能維護文明，不是想著戰爭，而是為了能避免戰爭。」這話聽起來似乎跟「掌握必要的死亡，才能維護治安，不是想著殺人，而是為了避免殺人。」頗有相通之處，乍一看似乎有些道理，稍一思考，卻讓人覺得類比不當。

為何能用武力來避免武力衝突呢？為何「萬一有必要就得去殺人」這樣的「承擔」能夠守護呢？為何「保證相互毀滅」就能避免互相毀滅呢？

這就是威懾，威懾之所以能夠成為威懾，是因為你「展現威能」的對象不是白痴、瘋子，他們能夠思考，能夠考慮後果。所以不會有哪個上得了檯面的國家或勢力，頭腦一熱就按下核武發射扭。

所以國際事務上，比較難出現「不顧後果」、「可以接受後果」、「就是想要那個後果」、「有自信不需要承擔後果」這幾種常見的犯罪心態。如果存在，那麼這個威懾就失效了。過去所有大規模戰爭都是如此開始，現今的「伊斯蘭國」也頗有這樣的味道。

那麼，在律法上「以殺止殺」是否具有相似的威懾效果呢？

答案是「看不出來」，因為難以量化的變數太多，不太可能產生有意義的實驗環境，在這種案例上，一般只能透過「大量樣本統計」，我們今天問出任何問題時，都有無數變數會影響答案，人有男、有女，有好巨乳的、好貧乳的，有吃葷的、吃素的，有異性戀、同性戀，有綠的、藍的，有窮的、富的，有挺核的、反核的，有愛國貨的、恨國貨的……我們不太可能針對這成千上萬條差異，一一控制、處理，但只要樣本數夠大，取樣涵蓋這大多數差異點，那麼得出的結論就是綜合這一堆差異點的「共識」。

而針對死刑與廢死後，重大刑案數量或比例的差異，從這種統計上能回答你的，真的就只有「看不出來」。

如此，把死刑與軍隊同比為「必要之惡」，自然就是不當的。「必要之惡」之所以為「必要」，必須是其有效，甚至有時要求「唯其有效」。

軍隊威懾「有效」，可以從歷史（如同統計）與常理得出結論，雖不見得「唯其有效」，但一般而言，比較難找出更有效或更划算的方案。

死刑卻不同，它的「威懾力」來自「人畏死，故以死懼之」這樣比較簡單的思考。但從常理看，在人犯罪時，產生「不顧後果」、「可以接受後果」、「就是想要那個後果」、「有自信不需要承擔後果」等心態的機率，遠比國際事務高出許多，因此這種「威懾力」往往是失效的。

我不需要證明它有效，反而只要不能證明它有效，那它就不該是「必要」，也就無從說什麼「必要之惡」，因為這個「惡」的後果很、嚴、重。